文帝时，袁盎为郎中，绛侯为丞相。朝罢趋出，意得甚，上礼之恭，常目送之。盎进曰：「丞相何如人也」？上曰：「社稷臣」。盎曰：「绛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擅相王，刘氏不绝如带。是时绛侯为太尉，本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诛诸吕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。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骄主色，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不取」。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

议曰：勃背高皇帝约，姑顺后旨，以王诸吕。幸而产、禄即诛，不然，顾何面目见帝于地下乎？王陵固尽臣职，而勃不得亡罪。世乃誉勃而讥陵，使后之面从容悦阿意希旨者得以藉口，特未之思尔。盎取其功，诚确论欤。

袁盎对文帝曰。绛侯所谓功臣。非社稷臣。夫社稷臣者。主在与在。主亡与亡。盎见勃自德其功。有以激之也。非至理笃论。此言足以惑文帝聪明。伤仁厚之政。俾其有薄宗臣之意。竟使周勃大功皆弃。非罪见疑。可为长叹息也。当吕后之世。惠帝已殂。少帝非刘氏。陈平用辟疆之计。权王产禄。绛侯若不与之同心而制其兵柄。必由此而阶乱矣。则刘氏安危。未可知也（盎曰诸吕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王也）。然磨而不磷。涅而不缁。未尝不心存社稷。志在刘氏。外虽顺逊。内守忠贞。得不谓之社稷臣乎。其后绛侯系请室。盎虽明其无罪。所谓陷之死地而后生之。徒有救焚之力。且非曲突之义。杨子称盎忠不足而谈有馀。斯言当矣。善哉贾生之说。喻堂陛之峻。高者难攀。卑者易凌。文帝感悟。养臣下有节。有以见贤人用心。致君精识。若袁公者。难与并为仁矣。盎惟有正慎夫人席。塞梁王求嗣。此二事守正不挠。忠于所奉。害错之罪。虐贯于神明。安陵之祸。知天道不昧矣。

淮南王之骄恣，其荏祸久矣，然徵之即至，则反形未具。以槛车迁之，是将置之必死也。不早辨之，养成其祸，卒至乎败国亡身，文帝不无罪也。郑共叔不义得众，诗人以刺庄公，而《春秋》交讥之，正谓此也。然则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，宜奈何？若舜之于象，放之有庳可也，盎不能明义以正其君，乃以无稽之言谓之，不亦过乎？若七国之反闻，晁错之欲治己也，反以奇祸中之，此战国策士之常也。然二人之相贼，其志一也，特系其发之先后耳。不念国家之大计，乃欲因祸以释一己之私怨，若二人又何足诛哉！而班固谓盎仁心为质，误矣。

世之论者以为袁盎质直好义，辩论人主前，挺然有忠臣之节。愚独以为不然。盎阴持纵横变诈之术，阳为忠直，以幸人主之知，快私情于一己，卖声名于天下。此固暴悍勇鸷之小夫闻其风而悦之，忠实笃厚之君子未尝不鄙其为人也。绛侯诛诸吕，安刘氏，功高天下，文帝见而加敬，亦先王畏相之义也。盎以为绛侯有骄主之色，不宜礼之太过。幸而文帝宽厚，置而不问，倘秦二世、隋炀帝闻此言，绛侯不知死所矣。又况盎兄与绛侯交游欢甚，借使绛侯有骄主色，盎何不请间而规之，彼必闻而改也。文帝初未尝询绛侯得失，而盎辄以危言中之，亦足以发明盎之少恩矣。淮南王之迁蜀，盎力争之，以谓一旦蒙犯霜露，客死道旁，则有杀弟之名。既而淮南王至雍而死，文帝哭之甚哀，悔初不用盎之言。盎既不规文帝之失，又从而誉之，以谓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。且以淮南王为当迁耶，则盎初不宜以为非；以谓不当迁耶，则终不宜以为是。此与反覆卖国之人何以异哉？盎与晁错有隙，错议削七国，七国举兵西向，以诛错为名。汉廷诸公相顾失色，盎独宣言于廷曰「不足忧也，今破矣」，疑若有必胜之策。及景帝屏人与语，但言斩错以谢七国，兵可无血刃而罢。错既斩于东市，而七国之兵不退，则是假天子之威以报私雠耳，忠于国者固如是乎？至如斥赵谈骖乘，却慎夫人坐，责丞相不下士，皆有为而发，非出于诚心也。昔汲黯折张汤、诋公孙弘，灌夫侵田鼢、骂程不识，固有盎之风矣。然此两人者以朴忠自信，虽面折大臣无所阿避，察其心实无他也。司马迁称盎「仁心为质，引义慷慨」，岂知言哉！